公元839年春，一位法號叫圓仁的日本和尚來到了寶應。
    圓仁（793年–864年），日本佛教天臺宗山門派創始人，俗姓壬生，下野國（今日本本州島中部栃木縣）人。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（公元838年，即唐文宗開成三年），圓仁以請益僧身份隨遣唐使入唐求法，于唐宣宗大中元年（公元847年）回國。所著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，與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、馬可波羅《東方見聞錄》并稱世界三大旅行記。
    據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記載：開成四年二月廿四日“卯時，到寶應縣白田市，市橋南邊有法花院。辰時，到寶應縣停駐，近側有安樂館。南去揚州高郵縣一百廿里，北去州八十里。午時，到山陽縣，去州六十五里。申后，到楚州城”。
    這段關于山陽縣治地望的記載，解開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謎團。《淮陰市志》副主編王乃揚先生認為：“淮安城南偏西65–70里處，一直有個名叫山陽溝的地方，今為寶應縣山陽鎮政府所在地”，“圓仁所記的山陽縣（城）應該就在這山陽鎮（或其）附近，它與中國史志記載關于古山陽的位置，都完全符合”。
    據《晉書?地理志》記載，義熙七年（公元411年）“分廣陵界置海陵、山陽二郡”，《宋書州郡志》亦云，南兗州“山陽太守，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”，又說“山陽令，射陽縣境，地名山陽，與郡俱立”。這個山陽郡在何處，史籍中未見有明確記載，由于明清山陽縣治與淮安府治同城，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古山陽的郡治、縣治一直在此。這個認識其實與史料記載是矛盾的。宋元嘉二十七年（公元450年），北魏大舉南伐，劉宋山陽太守蕭僧珍守郡城，《宋書?索虜傳》說：“有白米陂，去郡數里，僧珍逆下諸處水，注令滿，須賊至，決以灌之。”王乃揚先生認為這里的“白米陂”系“白水陂”即“白水塘”之形誤，白水塘水既可以灌溉農田，又可以用于軍事上，但在軍事上對淮安城卻不起作用。宋人就已經看出了這一點，明正德《淮安府志》引宋嘉定《山陽縣志》：“果系向來邊兵經行橫趨大儀（今揚州市西北50余里）之路，可決而灌之。至于楚州城去塘百里，決水至此勢已減殺。”可見劉宋時山陽郡城絕對不在今淮安城。而山陽鎮正位于北兵自淮陰古泗口渡向南、“經行橫趨大儀之路”上，西南距古白水塘五六十里，在白馬湖東邊數里，北兵至時“決以灌之”方足以退敵。這樣看來，與其說“白米陂”為“白水塘”，倒不如說“白米陂”系“白馬陂”之音訛或“白水陂”即“白馬湖”更為恰當。
    這樣也就可以理解《水經注》中關于山陽城地望的記載：“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徑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。”這句話通常標點為“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，徑山陽城西，即射陽縣之故城也”，讓人不知所云。其實后一個“城”應作“地”，劉寶楠《寶應圖經》曾作詳細考證。這句話應標點為“自廣陵出山陽，白馬湖徑山陽城西，即射陽縣之故地也”，白馬湖以南為漢廣陵國平安縣地，后來屬廣陵郡。自白馬湖向北，則屬山陽郡，為漢臨淮郡射陽縣之故地。“中瀆水又東，謂之山陽浦，又東入淮，謂之山陽口者也。”山陽口即末口，山陽浦則應為今淮安區三堡鄉、建淮鄉這一帶。當酈氏生活之時代，楚州尚未建置，這一片區域均屬山陽。而“白馬湖徑山陽城西”，山陽城在白馬湖東側，即“山陽鎮（或其）附近”。
    圓仁和尚從寶應縣城乘船到楚州城時，今寶應縣城至黃浦運河河道尚未形成，據劉寶楠考證，這段河道是明代才形成的。圓仁說寶應縣城至楚州城河道長達80里，而今天這段河道不到70里，就是因為當時的河道向西繞了一個彎。據《資治通鑒》，隋煬帝大業元年，“發淮南民十余萬，開邗溝，自山陽至揚子入江”，元胡三省注，“山陽，今淮安州”，故劉寶楠認為唐代寶應縣城至楚州城之間，運河河道自穿城而過的宋涇河向西，“由白馬湖徑達山陽境”，則大業邗溝由今淮安城沿今運河一線向南，至黃浦附近入山陽溝或更東的長溝，經過今山陽鎮和長溝村之間的古山陽城，向東與今宋涇河相接，再入今寶應、高郵、江都一線諸湖而至今揚州城向西，由今儀征市入江也。由此亦知，山陽可能宋代已與楚州同城。山陽溝和長溝雖已湮沒，但民國二十三年（公元1934年）所繪《寶應縣全圖》尚可見其蹤跡，且今仍存地名。以圓仁所記里程為印證，由長溝水道至今淮安城，全程正好80里，而由今山陽鎮至長溝村一線之間向北至今淮安城，全程也恰好65里。有人認為圓仁所記載的“到山陽縣”，“縣”字后面可能脫漏一個“界”字，這是沒有任何依據的，純屬以今淮安城套古山陽城所致，王乃揚先生對此已作辨析。如再以里程證之，黃浦一直屬寶應管轄，由此向北至今淮安城僅50里左右，與山陽縣（界）“去州六十五里”更為不符。
    今天的山陽鎮位于寶應縣城西郊，東依古老的京杭大運河，南連風光秀美的寶應湖，西鄰煙波浩瀚的白馬湖，景色秀麗，環境優美，是著名的有機農業和生態養殖業基地。丹寶明公路穿境而過，交通便捷，工業經濟得到迅猛發展，其中羽絨家紡、機電產業已成為鎮工業經濟的主要特色和支柱產業。
    信息來源：寶應文化月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