丙午春，高郵城之殤——歷史典故
《明史》：“太祖既平武昌，師還，即命徐達等規取淮東。”至正二十五年(1365)，朱元璋消滅了陳友諒漢政權后，即將目標指向了張士誠東吳政權。
是時，張士誠的勢力擴張達到了頂點。《明史》：“士誠所據，南至紹興，北有通、泰、高郵、淮安、濠、泗，又北至于濟寧。”朱元璋的平吳戰略，“先取通、泰諸郡縣，翦其羽翼，后轉取浙西”，即先奪取張士誠江北之地，再取江南諸地，最后攻其老巢平江。
閏十月二十六日，徐達、常遇春攻克沿江重鎮泰州，隔斷了張士誠循江北援的通道。十一月辛卯(初八)，徐達轉兵進圍高郵城。
高郵地扼江淮水陸交通要沖，城外湖河相接，城內人物繁勝，人稱江北澤國，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。朱元璋說：“張士誠由高郵嘯聚，以有吳越，高郵蓋其巢穴也。”至正十三年，張士誠義軍占據高郵，并在此擊破百萬元軍的圍攻，乃張氏的發跡之地。張士誠后來移治平江，但高郵城一直在其經營掌控之下。
《弇山堂別集·詔令考二》，令旨：“教總兵官徐相國，你委付馮同知牢固封閉高郵城門，無令賊人得出。”朱元璋軍攻打高郵城，采取的是關門打狗的策略。《明太祖實錄》卷十九：“先是，達援宜興，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。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，約推女墻為應，國勝信之，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，皆為所殺。上聞之怒，責國勝。既而達自宜興還，益督兵攻之，至是，遂拔其城，戮余同僉等，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，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，馬三百七十三匹，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，糧八千石。上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、辰州，仍給衣糧，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，無者半之。”
《國初事跡》：“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。偽僉院俞某開門詐降，國勝輕信，輒令指揮康泰等數百人先入城，俞某于城樓上忽放下閘板，關其門，盡殺之。太祖知不利，即召國勝回，決以大杖十，罰其步走高郵。國勝怒，四門齊上，一鼓而破之，俞某就擒。”
此處段落，較《實錄》更為詳盡。
高郵守將，《實錄》稱余同僉，《事跡》稱其僉院俞某。同僉是官職，元置，正四品。《國朝典故》卷一：“丙午春，取高郵，執守將俞忠。”高郵守將余同僉，本名當是俞忠，同僉是其官職。
“入城”，“城樓上忽放下閘板”，所言地點乃是城門與甕城，而以高郵北城門的可能性為大。高郵北城門曰制勝門，城樓曰屏淮樓。宋金對峙之時，韓世忠、岳飛、張浚等南宋將領，曾在此屢破金兵，故有是名。元末陳基《高郵》詩云：“秦郵水為國，層城高郁郁。三面阻重湖，深湟中蕩滴。”高郵城三面阻水，惟北門外地勢開闊，宋元時期曾建有土城，便于屯兵，歷來為高郵城攻防之所。北城門甕城有三重，在四個城門中形制最為宏闊，足可容納相當數量的兵士，亦符合《實錄》與《事跡》的記載。
《實錄》，“是月(十一月)，張士誠兵寇宜興。上遣使敕徐達，令馮國勝圍高郵。”張士誠軍進攻江南宜興，徐達領軍增援，高郵戰事交由馮國勝指揮。開戰之初，朱元璋令旨徐達，“宜還師泰州，兼總馮國勝所部，留兵萬五千人，以取未下州郡”。馮國勝圍攻高郵城的兵力，實為一萬五千人。高郵守軍詐降，馮國勝輕信中計，致康泰以下千余將士被殺。朱元璋聞知大怒，就陣中召回馮國勝，重責十大軍棍，罰其步行到高郵。馮國勝受罰后慚憤交加，回到前線傾全力攻城。
三月庚寅(初八)，朱元璋諭示徐達，“聞寇兵在高郵者不滿五千，……汝于揚州、泰州二軍分取二萬，直搗高郵。”令旨更具體：“水陸軍揚州取四千五百，直搗高郵南門、西門;泰州軍前將起一萬五千人，共輳兩萬人。”丙申(十四日)，“徐達拔高郵”。馮國勝率軍長圍高郵，所部兵力為守軍的三倍，但其本部人馬并未打下高郵，直到徐達增援兩萬生力軍后，才將城池拿下。
從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徐達軍圍城，至翌年三月十四日城破，歷時126天，高郵城易手。
高郵城破后，徐、馮二人不論是出于報復還是泄憤，總之是大開了殺戒。
朱元璋為此整肅軍紀，“親筆謹封”，斥責徐達，“(張士誠軍隊)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，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?這個比殺人那個重!當城破之日，將頭目、軍人一概殺了，倒無可論。擄了妻子，發將精漢來我這里，陪了衣糧，又費關防，養不住。殺了男兒，擄了妻小，敵人知道，豈不抗拒!星夜教馮副使去軍前，但有指揮、千戶、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，擄了婦女的，割將首級來。總兵官的罪過，回來時與他說話。”
這則令旨，揭示了這一段殘酷的歷史真相。
“殺了男兒”“這個比殺人那個重”。還是在三月，徐達乘高郵之勝率部轉攻淮安，令旨：“說與總兵官徐達，攻破高郵之時，城中殺死小軍數多，頭目不曾殺一名。”朱元璋的三段話，坐證高郵城的確發生了嚴重的殺俘事件。
高郵城中究竟屠殺了多少張士誠軍俘虜，史無明載。三月八日，朱元璋說高郵守軍五千人，當月十四日破城，自高郵獻俘官兵至應天府者2212人。總人數減損近三千人，除去戰歿的，便是被屠殺了的。馮國勝軍中詐降計被殺一千人，即使按照一比一對等的原則，殺戮守城軍將兵士，起碼不會少于這個數字。
在元末戰爭中，無論是元廷政府軍，各式地主武裝，還是諸路義軍，殺降殺俘是一種普遍現象。朱元璋軍做得相對好一些，但也只是出于利害得失的考量，遠沒有上升到道德與政策的高度。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，令旨，“知會十一月初四日，捷音至京城。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陸萬余眾。然而俘獲甚眾，難為囚禁。今差人前去，教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。若系不堪任用之徒，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，不必解來。”還是對付張士誠，一次殺俘就在四萬人以上。朱元璋的令旨，雖是淺顯的元代白話，現在讀來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森森殺氣。
高郵殺俘，誰擔主責?世人皆謂馮國勝，其實不然。
馮氏中守敵詐降之計，受到朱元璋責罰，有報復的理由。懲其首惡，但殺俞忠等主謀者即可，不必殃及余眾。淮東前線總兵官是徐達，馮國勝只是副使，最后的決定權不在其手。徐達增兵二萬后，才勉力拿下高郵城。前線最高指揮官就是徐達，直接下達命令的理應是徐達，馮國勝充其量只是協從。擄人妻子，處分“總兵官的伴當”，就連身邊的親隨人員，也參與了此次大規模違反軍紀的罪行，徐達實在是難辭其咎。朱元璋令旨付于徐達，卻令其“星夜教馮副使去軍前”執行軍法，徐達應該就是推動殺俘的當事人。令旨“總兵官的罪過，回來時與他說話”，明確了徐達的責任，在語氣上就是惡狠狠的警告了。
至于朱元璋本人的態度，就很值得玩味了。朱元璋是招降納叛的高手，在俘虜中去老弱留精壯，是其發展壯大軍隊的一貫手法。朱元璋責罵徐達，“擄了妻子，發將精漢來我這里，陪了衣糧，又費關防，養不住。”意思是你們在高郵屠殺降軍，搶了降軍的妻小，卻把留下不殺的精漢送到我這里來。這幫人的老婆孩子都給你搶了，就算賠上老本也收不了這些人的心，根本不能用他們打仗，只能“遣戍沔陽、辰州”了事。“當城破之日，將頭目、軍人一概殺了，倒無可論。”朱元璋惱怒的不是屠殺，而是屠殺的不夠干凈徹底。
朱元璋深咎徐達、馮國勝活兒不密，“殺了男兒，擄了妻小，敵人知道，豈不抗拒!”殺俘虜，搶妻女，損害了朱家軍王者之師的形象。敵人知道了，也一定會頑抗到底，以后的仗就不好打了。
高郵之役后，徐達恩榮迭被，為總兵官，為大將軍，為征虜大將軍，為右丞相，官位一路飆升。朱元璋的整頓軍紀，高舉輕放，更像是一種姿態。
在江山與權力面前，人命微若蟻螻。“吾為天下計，豈惜小民哉!”漢末董卓如此，一千多年后朱元璋與徐達們亦如此。
張士誠政權深耕高郵十三載，兵民渾融。數千殞命者，為夫，為父，為子弟!群雄爭霸，主殘將虐，即使在數百年之后猶令人憤嘆。
至正二十六年，丙午之春，高郵城至暗的黑色三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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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時，張士誠的勢力擴張達到了頂點。《明史》：“士誠所據，南至紹興，北有通、泰、高郵、淮安、濠、泗，又北至于濟寧。”朱元璋的平吳戰略，“先取通、泰諸郡縣，翦其羽翼，后轉取浙西”，即先奪取張士誠江北之地，再取江南諸地，最后攻其老巢平江。
閏十月二十六日，徐達、常遇春攻克沿江重鎮泰州，隔斷了張士誠循江北援的通道。十一月辛卯(初八)，徐達轉兵進圍高郵城。
高郵地扼江淮水陸交通要沖，城外湖河相接，城內人物繁勝，人稱江北澤國，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。朱元璋說：“張士誠由高郵嘯聚，以有吳越，高郵蓋其巢穴也。”至正十三年，張士誠義軍占據高郵，并在此擊破百萬元軍的圍攻，乃張氏的發跡之地。張士誠后來移治平江，但高郵城一直在其經營掌控之下。
《弇山堂別集·詔令考二》，令旨：“教總兵官徐相國，你委付馮同知牢固封閉高郵城門，無令賊人得出。”朱元璋軍攻打高郵城，采取的是關門打狗的策略。《明太祖實錄》卷十九：“先是，達援宜興，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。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，約推女墻為應，國勝信之，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，皆為所殺。上聞之怒，責國勝。既而達自宜興還，益督兵攻之，至是，遂拔其城，戮余同僉等，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，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，馬三百七十三匹，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，糧八千石。上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、辰州，仍給衣糧，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，無者半之。”
《國初事跡》：“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。偽僉院俞某開門詐降，國勝輕信，輒令指揮康泰等數百人先入城，俞某于城樓上忽放下閘板，關其門，盡殺之。太祖知不利，即召國勝回，決以大杖十，罰其步走高郵。國勝怒，四門齊上，一鼓而破之，俞某就擒。”
此處段落，較《實錄》更為詳盡。
高郵守將，《實錄》稱余同僉，《事跡》稱其僉院俞某。同僉是官職，元置，正四品。《國朝典故》卷一：“丙午春，取高郵，執守將俞忠。”高郵守將余同僉，本名當是俞忠，同僉是其官職。
“入城”，“城樓上忽放下閘板”，所言地點乃是城門與甕城，而以高郵北城門的可能性為大。高郵北城門曰制勝門，城樓曰屏淮樓。宋金對峙之時，韓世忠、岳飛、張浚等南宋將領，曾在此屢破金兵，故有是名。元末陳基《高郵》詩云：“秦郵水為國，層城高郁郁。三面阻重湖，深湟中蕩滴。”高郵城三面阻水，惟北門外地勢開闊，宋元時期曾建有土城，便于屯兵，歷來為高郵城攻防之所。北城門甕城有三重，在四個城門中形制最為宏闊，足可容納相當數量的兵士，亦符合《實錄》與《事跡》的記載。
《實錄》，“是月(十一月)，張士誠兵寇宜興。上遣使敕徐達，令馮國勝圍高郵。”張士誠軍進攻江南宜興，徐達領軍增援，高郵戰事交由馮國勝指揮。開戰之初，朱元璋令旨徐達，“宜還師泰州，兼總馮國勝所部，留兵萬五千人，以取未下州郡”。馮國勝圍攻高郵城的兵力，實為一萬五千人。高郵守軍詐降，馮國勝輕信中計，致康泰以下千余將士被殺。朱元璋聞知大怒，就陣中召回馮國勝，重責十大軍棍，罰其步行到高郵。馮國勝受罰后慚憤交加，回到前線傾全力攻城。
三月庚寅(初八)，朱元璋諭示徐達，“聞寇兵在高郵者不滿五千，……汝于揚州、泰州二軍分取二萬，直搗高郵。”令旨更具體：“水陸軍揚州取四千五百，直搗高郵南門、西門;泰州軍前將起一萬五千人，共輳兩萬人。”丙申(十四日)，“徐達拔高郵”。馮國勝率軍長圍高郵，所部兵力為守軍的三倍，但其本部人馬并未打下高郵，直到徐達增援兩萬生力軍后，才將城池拿下。
從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徐達軍圍城，至翌年三月十四日城破，歷時126天，高郵城易手。
高郵城破后，徐、馮二人不論是出于報復還是泄憤，總之是大開了殺戒。
朱元璋為此整肅軍紀，“親筆謹封”，斥責徐達，“(張士誠軍隊)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，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?這個比殺人那個重!當城破之日，將頭目、軍人一概殺了，倒無可論。擄了妻子，發將精漢來我這里，陪了衣糧，又費關防，養不住。殺了男兒，擄了妻小，敵人知道，豈不抗拒!星夜教馮副使去軍前，但有指揮、千戶、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，擄了婦女的，割將首級來。總兵官的罪過，回來時與他說話。”
這則令旨，揭示了這一段殘酷的歷史真相。
“殺了男兒”“這個比殺人那個重”。還是在三月，徐達乘高郵之勝率部轉攻淮安，令旨：“說與總兵官徐達，攻破高郵之時，城中殺死小軍數多，頭目不曾殺一名。”朱元璋的三段話，坐證高郵城的確發生了嚴重的殺俘事件。
高郵城中究竟屠殺了多少張士誠軍俘虜，史無明載。三月八日，朱元璋說高郵守軍五千人，當月十四日破城，自高郵獻俘官兵至應天府者2212人。總人數減損近三千人，除去戰歿的，便是被屠殺了的。馮國勝軍中詐降計被殺一千人，即使按照一比一對等的原則，殺戮守城軍將兵士，起碼不會少于這個數字。
在元末戰爭中，無論是元廷政府軍，各式地主武裝，還是諸路義軍，殺降殺俘是一種普遍現象。朱元璋軍做得相對好一些，但也只是出于利害得失的考量，遠沒有上升到道德與政策的高度。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，令旨，“知會十一月初四日，捷音至京城。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陸萬余眾。然而俘獲甚眾，難為囚禁。今差人前去，教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。若系不堪任用之徒，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，不必解來。”還是對付張士誠，一次殺俘就在四萬人以上。朱元璋的令旨，雖是淺顯的元代白話，現在讀來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森森殺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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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朱元璋本人的態度，就很值得玩味了。朱元璋是招降納叛的高手，在俘虜中去老弱留精壯，是其發展壯大軍隊的一貫手法。朱元璋責罵徐達，“擄了妻子，發將精漢來我這里，陪了衣糧，又費關防，養不住。”意思是你們在高郵屠殺降軍，搶了降軍的妻小，卻把留下不殺的精漢送到我這里來。這幫人的老婆孩子都給你搶了，就算賠上老本也收不了這些人的心，根本不能用他們打仗，只能“遣戍沔陽、辰州”了事。“當城破之日，將頭目、軍人一概殺了，倒無可論。”朱元璋惱怒的不是屠殺，而是屠殺的不夠干凈徹底。
朱元璋深咎徐達、馮國勝活兒不密，“殺了男兒，擄了妻小，敵人知道，豈不抗拒!”殺俘虜，搶妻女，損害了朱家軍王者之師的形象。敵人知道了，也一定會頑抗到底，以后的仗就不好打了。
高郵之役后，徐達恩榮迭被，為總兵官，為大將軍，為征虜大將軍，為右丞相，官位一路飆升。朱元璋的整頓軍紀，高舉輕放，更像是一種姿態。
在江山與權力面前，人命微若蟻螻。“吾為天下計，豈惜小民哉!”漢末董卓如此，一千多年后朱元璋與徐達們亦如此。
張士誠政權深耕高郵十三載，兵民渾融。數千殞命者，為夫，為父，為子弟!群雄爭霸，主殘將虐，即使在數百年之后猶令人憤嘆。
至正二十六年，丙午之春，高郵城至暗的黑色三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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